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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们共同的困惑(09年7月号)  

2009-07-09 09:37: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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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八年十月十八日)

 钱理群/文

 

我读本书,首先关注的,是木山先生《致中文版读者》中谈到的他面对周作人这样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感情:他的“新鲜的感动与惊讶”,他的“矛盾”与“承担”,他的“贴近”、“重构”与“安魂”的研究目标,他的“一言难尽”,以及“犹豫不决”。——这是一切真正的学者面对复杂的历史,必然有的困惑,心态;何况又是周作人这样的一个更为复杂,更容易牵动民族感情的研究对象。

作者希望“以更自由的心态来阅读周作人”。我要说,这“自由”是很困难的。周作人把我们大家都置于尴尬,我们有太多的“负担”。对木山先生来说,一方面是对“知日家”的周作人的感动,惊讶与亲切;另一面是周作人的“失败”的选择和命运,又连结着自己作为日本公民而负有侵略战争之共同责任、承担。而我们中国学者,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周作人是我们最为珍贵的“五四”传统的开创者之一,另一面,他在民族危难时期的选择,却对我们民族以及我们自己都造成了伤害。这背后也同样有一个对中国自身历史和自我的认识问题。木山先生以及我们中国学者两方面所感到的困惑,同时也形成了对话的某些隔阂,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但我又对木山先生提出的“今天是否具有不存在隔阂地进行对话的条件” 问题感到兴趣。木山先生说,我们应该“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我同意这样的分析: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超越国界,超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新思维;另一方面,同样是全球化又强化了“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以至造成了“排他性的高昂”,这确实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两种都是由全球化引起的,相互关联的潮流。据我的观察,围绕着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这两股潮流都有突出的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它使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对“地球村”的概念有了亲身的感受,开始有了超越狭隘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全球性的眼光与思维。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这次奥运会上“国际中国军团”得到了中国观众的充分理解与欢迎,郎平率领的美国排球队打败了中国姑娘,却同样赢得了中国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热烈喝彩,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当年何智丽代表日本打败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曾经引起全民公愤的。这大概是能够说明,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全球化”趋势下,观念、思维、情感的一些变化吧。但我们更不可忽视的,是北京奥运会所激发起来的中国民族情绪新一轮的高涨。当然,对这样的民族情绪高涨是应该有分析的,正当的民族自豪、自尊感是应当肯定并珍惜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也搀杂着木山先生所说的“排他性”的极端民族主义(我更愿意称为“国家主义” ),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其实这些年一直存在,这里也举一个例子:我几乎在每一次有关鲁迅的演讲中,都会有年轻人向我提出鲁迅“是不是汉奸”的问题,其“理由”无非是鲁迅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下,还提出要向日本学习,鲁迅始终坚持批判中国自身的弱点,包括中国国民性,批判中国的民族自大,中华中心主义。鲁迅批判“爱国的自大”,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不爱国”。

应该承认,面对这样的两种潮流,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我对这两种潮流中内含的“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都有认同的方面。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观念,思维,当然应该超越单个的国家、民族,而要有全球、世界的眼光,而且要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其实,这样的世界眼光和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本身就是“五四”开创的传统;明年就是“五四”九十周年,我们是应该继承和发扬这样的传统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又遭遇到木山先生所说的“市场资本主义称霸世界,又无有效替代”的问题,面对国际霸权主义,我们又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立场,而且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国家利益。但在我看来,或者说我总是如此警戒自己:无论是“全球意识”,还是“民族意识”,都应该是有限度的,两者之间要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张力。因此,就必须警惕将“全球意识”推向极端,变成对民族意识的根本否定,以至认定“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同时又要警惕将“民族意识”极端化,走向“国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于是,就必须两面作战,就像鲁迅说的那样,要“横战”。

而我更为警惕的,是木山先生说的“排他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危险,而且在年轻一代中特别有影响。在准备这篇发言的时候,我正好读到《粤海风》2008年第5 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精神需要》(作者赵瑞),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无妨在这里作一个介绍。作者认为“精神信仰危机是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根源”,并作了这样的分析:“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矛盾积累了大量不良情绪,加之旧的价值体系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造成信仰危机的真空,以至不良情绪得不到缓解和释放,使中国社会成为孕育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因为“民族主义会凝聚更多的精神需求,成为人们发泄情绪,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途径”,而“在强烈的精神依赖之下,走向狂热是必然的”。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必然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带有明显的情绪宣泄特征,往往是完成情绪宣泄后销声匿迹,等待下一次的喷发,从而呈现出间隙性喷发的外貌”,二是“语言和行为暴力,辱骂,恐吓和抵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我看来,这些分析都是十分到位的。

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在当下中国有着巨大的精神温床,实际上占有主流地位。而且,这种思潮在民间社会,尤其是在不甚了解历史的年轻一代中间,产生着广泛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木山先生的著作此时介绍到中国,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记得前几年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介绍到大陆来,我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同时又指出:“但它的意义也正在这里。”木山先生的书大概也是这样:它将迫使我们思考,以更加复杂的态度来审视民族主义,思考“国家,民族,文化和个人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样的关系的链条“达到了紧张的极限”,今天其实也是如此。

以上,算是我对木山先生写在书前的《致中国读者》的一个回应。

下面,我准备就木山先生书中所提出的两个重要命题,谈谈我所受到的启示。

一、木山先生提出的“周作人之失败主义式的抵抗”问题。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周作人之失败主义的抵抗”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应如何看待?

这是木山先生给自己定的目标:“试图尽可能贴近周作人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这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设身处地的去理解”的意思吧。

而木山先生的方法,不仅是对“事件整个过程”的实证的考察与事件背后的“深层思想和心理动机”的极其周密、体贴入微的分析,而且还注意到周作人思想的一贯的内在一致性与联系,进行历史的追溯。于是就追溯到章太炎那里去,说周作人“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义者”最终还是“无法超脱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也就是说,周作人是不可能没有民族意识,“不可能与一般的民族主义完全背离”的,他是始终“欲站在中国民族思想感情”立场上行事的,即所谓“未免人间太有情”。其实,周作人自己也强调他和俞平伯那样在民国成长起来的“非政治性一代”之间的差异。木山先生因此想到,俞平伯与周作人同处沦陷之下,却最终没有成为与敌合作者,是否与此有关呢?——这是木山先生论证的基础。

木山先生同时又强调:周作人“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就是说,周作人是超越了民族国家思维框架来思考民族主义的,是将“国家主义相对化”的,他所坚守的,是一种强调民族文化同一性的“文化本位民族主义”。这是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识,国民政府的意志,共产党的意识,以及民众的意识都不同的另一种选择。如木山先生再三强调,这是显示了周作人的“异端性”的。——这是木山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

木山先生又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文化本位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基石。一是汉字:周作人“民族性的主张之基础,筑就于汉字这一具体而根本的层面上”。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周作人“从固有传统中选择一脉思想,并将中国民族精神中的同一性根据置于其上”,这就是“儒家人文主义”和民间、异端中的“禹稷精神”。木山先生指出,周作人对这样的中国民族精神的同一性的坚守,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抵抗”,而且是“在实际行动的余地已然被剥夺,自己亦放弃有实效之行动后形成的文化抵抗”,这就是所谓“失败主义式的抵抗”。

我个人认为,木山先生这一分析,逻辑是严密的,是能够成立的,而且是“贴近”周作人的立场的。周作人“巧妙圆熟的表现中”,“难以把握的真意”,被木山先生抓住了。这是很不容易,很见功力的,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不过,我也有一点保留。我在《周作人传》中谈到,周作人在事敌以后,是不能不承受中国传统对事敌者的谴责、唾弃的压力的,他在“心灵深处越是拒绝必然的历史评价,越是不能摆脱它所造成的阴影,越是需要用另一种评价,来与之抗衡,以取得心理的某种补偿或平衡”。因此,在我看来,周作人在事敌期间,提出“伦理的自然化”、“道义的事功化”,以及他对“文化反抗”的强调,固然有其自身的真实性,但也确有着意突出、强化的方面。这正是周作人的“表达”的复杂性,以及背后的心理动因的复杂性所在。我觉得木山先生的有些论述,给人以他似乎太相信周作人的自我表述,而多少忽视了他的自我辩解的成分的印象。当然,这并不妨碍木山先生论断的成立,而我也不过是感觉而已。

我最想讨论的是问题的另一层面:在获得理解的同情之后,还有一个“正视后果”的问题。当事人在作出历史的选择时,未必预知其后果;而研究者却是可以,而且有必要依据其选择的后果,即其实际作用,揭示当初的选择的内在问题,并作出某种价值判断。

其实,木山先生已经注意到了周作人的选择的矛盾:周作人“因军事上的必败论之故不得已而依靠民族文化观念”与“现实上受到危及的生活实体”之间是存在着“无法一致起来”的苦衷的。或者如木山先生在另一处所说,必然面临“精神”与“历史”的“分裂”。我对于这样的“分裂”的理解是:周作人试图在精神上超越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超越民族国家,而他所面对的历史现实,却恰恰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民族国家是不能超越的。在中国整个国家、民族直接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与占领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实行最广泛的民族动员,反抗侵略与占领,争取民族国家的领土的完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独立与统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以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实体,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也同样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尽管这样的合理性也是有限度的,即使大敌当前,对国家主义也应保持警惕,否则会导致国家的法西斯化,但这样的批判也是要有限度的),这都是绝对不能否认,也不能超越的。以这样的立场来看周作人的选择,他那种超越式的思维,放弃了经济、军事反抗的单一的文化反抗,可能具有思想、精神上的合理性,却不具备现实和历史的合理性。这就是为什么鲁迅一方面也在批判国家主义,另一面却要坚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全面抗战的原因。周作人与鲁迅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对他的“失败主义式的反抗”的实践(这也是这一时期周作人最为强调的,即前文已经提到的“道义的事功化” ),完全走向他的主观愿望的反面,一再地妥协,退让,即使有“反抗”之心,也无反抗之“实”,并且事实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征服”的一个工具,一块招牌:这正是周作人的悲剧所在。因此,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对周作人的“失败主义式的反抗”怀有理解的同情,却不能回避周作人的这一选择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后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回避价值判断问题:无论如何,周作人的“汉奸”污名是去不掉的。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在那段历史过去以后,在作出历史的判断的同时,对周作人命题中的“超越”因素,以更加心平气和的态度来进行讨论。超越民族国家的,强调民族文化同一性的,文化本位主义的民族主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没有意义,如本书译者赵京华先生所说,是否有助于我们“从单一的民族国家思维框架中跳出来”,“面向未来”,进行新的思考,这都是可以、应该认真讨论的。

这已经涉及木山先生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也是我最感兴趣的——

 

二、周作人的若干命题“作为思想的可能性”。木山先生所讨论的主要是周作人的两个命题。首先是“东洋人的悲哀”。木山先生在本书的《后记》里特意谈到了周作人的这一命题。在周作人看来,“东洋人的悲哀”是“中日文艺以至一切关系的正当基调”,他强调不能“以西洋本位的模拟为满足”,还要“把那些英雄搁在一边”,从“日本中部山村农民——或是农妇生活的实情”中,感受“东亚人共同的辛苦,发出爱与相怜之感情”。我可以感觉到木山先生引述这些文字时,是动了感情,引起了共鸣的,因此,他说这里有“辽远的思绪”,“澄彻的思绪”,是可以“从内在的深层给我们以持久的刺激”。木山先生还说到“东洋人的悲哀”是周作人“日本观之根底”,“这种情绪与清末革命运动中的泛亚洲主义连带情感遥遥地连在一起”。这就使我想起了近年来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所讨论的“亚洲性”、“东亚性”问题,其中也有试图摆脱“西洋本位的模拟”状态这一背景,是对木山先生所说的西方“市场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的一种应对,其现实和历史的合理性是应该肯定的。

但这里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木山先生所说的“彼此间原本缺乏如‘欧洲精神’那样可能超越国界的共同理念”。我觉得似乎还有一个如何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划清界限的问题。“大东亚共荣”思想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理论根据,其要害就是它内含着一种“文化中心”的观念,即“以日本文化为中心”,那么,日本要在东亚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领导”,实现霸权,就是顺理成章的。这就谈到了本书所着重讨论的所谓“反动老作家”事件,在我看来,其引起纠纷的关键其实就是一个“究竟是以中国文化,还是日本文化为中心”的问题。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讨伐,他坚持日本军国主义的逻辑,要求中国人民为“大东亚战争”作出牺牲,固然应该否定,但他看出了周作人的“文化反抗”的背后的“古老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却并非没有道理。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今天来讨论“亚洲性”、“东亚性”问题,必须对所谓“文化中心主义”保持警惕:无论是“日本文化中心”还是“中国文化中心”都不行。我这样说,也并非无的放矢:在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中华中心主义”的思潮,已经有人在鼓吹要建立“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实际就是要建立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在内的“中华文化圈”。而且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北京奥运的举办,以及世界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都是在为中华中心主义提供依据,于是,就更加“理直气壮”地叫嚷中国要“拯救世界”了。应该看到,中华中心主义在中国是有深厚基础,包括民众基础的。我曾经说过,中国传统中有两个最不好的东西,一个是对内的专制主义,一个就是对外的中华中心主义。在这样的基础深厚,来势汹汹的思潮面前,我们,作为一个学者,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醒,也要有自我警戒:讨论“亚洲性”、“东亚性”问题,强调不同于西方价值的东方价值,中国价值,在这全球化的时代,面对西方霸权主义,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也要看到这样的讨论的限度,应该是有分寸的,如果强调得过分,并且和西方价值截然对立起来,那就有可能助长中华中心主义的泛滥成灾。当然,这样的分寸并不好掌握,有时就会陷入两难境地。

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思想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点,是他的“儒家人文主义”。如木山先生所说,他的这一思想最早源于“五四”之后他在《生活之艺术》提出的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评价:“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之基础之希腊文明合一了”。这里实际包含着在文化选择上的两个重大变化。本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方面显然受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刻影响,是一次自觉的启蒙运动,但它所采取的策略,却不是旧文化的

“复兴”,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引入和吸取;现在,周作人提出要“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显然是试图对“五四”的文化选择作出某种调整。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文化,是要纠中国传统文化之偏,因此所突出与强调的,自然是两者的差异,而现在,周作人所发现与注重的,却是中国文化之源的儒家文明与西方文化基础的希腊文明之同,追求东西方文明的“合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当然还是要和要求全面回归传统的复古派保持距离,就像木山先生所指出的,他提出“儒家人文主义”,是“寄托于由复古而获得再生之构想的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理想”。也就是说,在周作人的“儒家人文主义”那里,“复古”只是手段,最终还是要“再生”,要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五四”那一代人,以及以后几代人的“理想”。因此,他所采取的策略也是中西“合一”,既是“儒家”,又是“人文主义”,这本身即是一个嫁接,既不是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吧,它实际上是开了“新儒家”的先河的。这样一个“现代新儒学”,在今天人们寻找一条既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共同的方向,又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时,无疑是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思路,重要的资源的。我想,木山先生提出周作人的“儒家人文主义”“作为思想的可能性”的用意,大概就在于此吧。

不过,我还是有些疑虑。这是因为这些年我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嫁接:曾有过“儒家资本主义”,而且一度被说成是亚洲“四小龙”崛起的重要原因,不过后来又有人说不是这么一回事;最近又有人在提倡“儒家社会主义”,更有人鼓吹要建立“以儒教为国教,政教合一,儒家共同体专政的儒化国家”。这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将儒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以至宗教化,赋予其以意识形态专政的功能。这就不仅是复古,而且距离现代化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坦白地说,对以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我都没有完全想清楚。正像木山先生经常感到“犹豫不决”一样,我也经常犹豫不决,包括要不要作今天这样的发言,我也犹豫不决。以至发言整理出来,要不要发表,我都是犹豫的。这大概正是我和木山这样的愿意正视现实,希望追寻历史真相的学者所共同感到的困惑吧。这大概也是周作人所说的“共苦”,是不是也属“东洋人的悲哀”?“吾与尔犹彼也”,“你即是我之感”:木山先生非常认同周作人的这一“共苦”观。那么,我今天发言的题目也可以叫作“面对我们共同的困惑”。

 

                                                                                                                         二○○九年四月八日至十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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