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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的两本书(09年7月号)  

2009-07-09 09:30: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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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迹残影︱

 

李  辉/文

 

 

“陈迹残影”前记

 

《追寻风中碎片》系列连载完毕,在《书城》上历时一年多的“老人与书”专栏,也就“随风而去”了。

承蒙《书城》同人不弃,时隔数月,我再另起炉灶,开设一个新专栏。

二十多年来,一直对搜集散见史料情有独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潘家园旧书摊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旧书店的格局,并第一次成为民间档案的集散地,使民间档案的流通与收藏有了可能。从那时起,我成了潘家园的常客,且时有令人兴奋的收获。进入新千年,孔夫子网等旧书网相继出现,旧书、民间档案的流通与收藏途径,发生了堪称革命性的变化。网络的无限空间,展示与搜索的便利快捷,使分散于中国各个角落的旧书店乃至个人,进入了同一平台。诸多中外图书与故纸碎片,结伴同行,呈现出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和微妙之处。重大与细微,远与近,新与旧,五花八门,意想不到地忽然潮水般涌来。

眼花缭乱,却又让人乐此不疲。或刻意寻找,或顺手拿下,难入收藏家或学者法眼的东西,渐渐成了自己的所爱。 

这一新的专栏,仍与人、与书的故事相关,但更侧重于琐碎史料梳理。并无宏大叙事的雄心,也不求完整全面,惟愿吉光片羽,能还原历史细节,折射出文化影像。遂将该专栏名之为“陈迹残影”。

                                                                                          写于二○○九年五月十五日,北京

 

 

知道杨伯峻先生的名字,始于一九七八年在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习古汉语时。他编写的《文言虚词》,有些日子常在书包里。它与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一样,是我在开始学习古汉语时翻阅得最多的工具书。

说来惭愧,进大学前,没有读过多少古文,也没有背诵多少唐诗宋词。对于我,古汉语与英语一样,几乎都可说是从零开始。在复旦中文系,讲授古汉语的是周斌武老师,他别出心裁地用数学公式来演绎,妙虽妙,可对没有功底的我而言,却如同看天书,到了也没有记住。但有一景难忘,周老师讲授孟子“无耻之耻无耻矣”一句时,围绕不同位置“耻”字的不同词性,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他如醉如痴地讲,我傻傻地看。只恨自己小学、中学光阴虚度,没有文化童子功,想恶补,也无济于事了。许多年过去,别说写作时引经据典捉襟见肘,哪怕陶醉山水时想吟诵一下古人相关名句,常常不是苦于肚子里缺货,就是似乎记得某句,但到了嘴边就是出不来。奈何?

与杨伯峻先生从未见过面。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的侄子,其学术研究受到叔叔的影响,他的更重要更显功力的著作被认为是《论语译注》、《春秋左传注》等。他的研究领域与著述,我因学识肤浅而敬而远之,从没有下决心走进去认真研读一番。心想,假以时间和精力,如同浏览风景一样看看它们也就知足了。

虽无渊源关系,不过,有一天,通过孔夫子网获得杨伯峻的几份史料后,我还是颇为高兴。这些史料,与五十年代《论语译注》的出版、“文革”后期《春秋左传注》的编撰直接相关,其中含推荐信、作者信、出版社审稿意见与批示等。这些资料,呈现出那一时代学者之间、学者与出版社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当代学术史与出版史的难得史料,值得加以整理叙述如下。

 

                 一、《论语译注》:冯友兰的推荐与该书的辗转出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冯友兰先生给科学出版社负责人写来一封信,郑重推荐杨伯峻的书稿《论语译注》:

科学出版社负责同志:

兹送上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杨伯峻先生著的“论语今译”稿本,《论语》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极重要的资料。但是文约义丰,极不好翻译。杨先生是古汉语文法学家,他的翻译,大概是从文法方面着眼。有些地方从义理方面看还有可以商酌、讨论的地方。但是《论语》这部书将来要有很多的翻译本。杨先生这个翻译本,曾经用过很大的工夫,又经过杨树达先生的校正,对于研究《论语》的人及一般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建议由你们出版。此致

敬礼

                                                                                                     冯友兰  一月十日 

科学出版社系中国科学院的出版社,出版分工调整后已不出版古籍整理之类的图书,但冯友兰的推荐,颇受他们重视,迅即处理。经过一番考虑,科学出版社决定将《论语译注》推荐至古籍出版社(即中华书局)。一份“科学出版社稿件决定单”表格,记载如下:

书稿名称:论语译注;估计字数:134000;来源:计划外

著者:杨伯俊

通讯处: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由冯友兰先生转来

来文日期:57年1月14日

原稿:247页

编辑室意见:我意不出此类译稿,但是《论语》,又系冯友兰先生介绍来的,请总编考虑。

        总编辑批示:因为出版任务繁重,不拟接受,建议向古籍出版社联系。57年1月23日

在总编辑一月二十三日做出批示后的第二天,科学出版社由第四编辑室的刘荔生先生执笔,致信古籍出版社并将书稿送呈:

古籍出版社:

我社收到北京大学语文系杨伯峻教授所著“论语译注”稿本。此稿系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冯友兰先生介绍来的。我社就出版分工考虑,特将此稿送请您社处理。随函奉原稿三册并抄录冯先生来函,希迳向著者联系,并将处理结果惠示为荷。

通信地址:杨伯峻——北京西郊中关园北大宿舍236号

冯友兰——北京西郊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

此致

敬礼

刘荔生  一九五七年一月廿四日

在致信古籍出版社的同时,刘荔生又给杨伯峻写信通报书稿处理情况:

伯峻同志:

大著《论语译注》已由冯友兰先生转来。由于我社在出版分工方面最近不承担古籍今译这一类的书刊,已将大著原稿附冯先生介绍函转送古籍出版社(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请迳向该社编辑部联系。

此致

敬礼

(部章,四室刘荔生拟稿)

一九五七年一月廿四日

古籍出版社同样非常重视《论语译注》书稿,仅仅二十天,就决定接受出版,并致信科学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月二十九日转来杨伯峻先生所著《论语译注》稿本,我们已审毕,决定接受出版,特此告知。此致

敬礼

古籍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九日

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正式由中华书局出版,按照当年出版程序与周期,这一出版速度算得上较为快捷。

《论语译注》正文前有一“例言”,杨伯峻注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写迄,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增改”,当是在书稿移交至古籍出版社之后完成增改。在“例言”里,杨伯峻未提及冯友兰的推荐与科学出版社的移交,但特地提到了冯友兰等人的审阅与帮助:

本书初稿曾经我叔父遇夫(树达)先生逐字审读,直接加以批改,改正了不少错误。其后又承王了一(力)教授审阅,第二次稿又承冯芝生(友兰)教授审阅,两位先生都提了宝贵意见。最后又承古籍出版社童第德先生提了许多意见。著者因此作了适当的增改。对冯、王、童三位先生,著者在此表示感谢;但很伤心的是遇夫先生已经不及看到本书的出版了。

《论语译注》甫一问世,即获学术界好评与读者欢迎。初版时间为一九五八年六月,不到一年,一九六二年五月第五次印刷,印数七万八千多册。半个世纪过去,《论语译注》仍被视为最佳版本之一。君不见,在杨伯峻先生的国学研究成果面前,所谓“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屈原今绎系列,顿时黯然失色,哪里可以同日而语? 

 

                          二、《春秋左传注》:一九七五年的窘状与学术梦

 

《论语译注》的成功,奠定了杨伯峻译注经典的重要学术地位,他也由此成了中华书局的重要作者。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为《春秋左传》做注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便成了他的另一项工作。忽然,“文革”爆发,文化荒芜,走到一九七五年,年届六十七岁的杨伯峻,虽受工作室乃至稿纸之困,但完成译注《春秋左传》课题,却是他从未破碎的学术梦想。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杨伯峻给中华书局领导递交一份《整理春秋左氏传的请示报告》。从行文看,在六十年代杨伯峻已离开北京大学,调至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工作室亦由中华书局安排,方便其译注工作。

杨伯峻在请示报告递交中华书局二编室,正文之前他写道:“二编室负责同志请转党委:今将整理春秋左氏传的请示报告奉上,请予批示。”

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整理春秋左氏传的请示报告

过去情况与成果

(一)我于62年整理《春秋左氏传》,当时这样设想:①有个较长的前言,除论证《春秋》《左传》的来龙去脉外,还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批判。②把《经》、《传》本文重新校订。③注释要博览群书,零星资料,纵是沙里淘金,也不放过,但只摘取菁华。遗留和纠纷问题,独立研究,务求正确解决。行文简洁,深入浅出。既要在学术上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又要明白易懂。④编写《春秋左传词典》。⑤附以参考或者引用书目。

(二)自62年初至66年初,已取得下列成果:①把数十种《左传》专著,加以剪贴或抄写,分别纳入有关文句下,汇成长篇三十多厚册。②用阮元《校勘记》以后所发现的《左传》古抄本,重把原书校勘一遍,订正若干文字。③完成自鲁隐公至成公八个公的注释草稿六大册。

待做的工作

(一)全书注释初稿完成后,再写前言。

(二)《左传》本文约十九万多字,已注释的不足九万字,还有十一万字等继续注释。

(三)以前完成的注释六册,前五册用文言,后来考虑,还是用白话好。自成公后改用白话,以后继续用白话,那么,前五册的注释应改写。

(四)初稿完成后,还要浏览千种以上书籍,补充并修改初稿。

(五)编写词典和书目。

困难问题

我今年六十七岁,希望在生前完成这一艰巨工作,庶几稍稍作些贡献。若不完成,可能前功尽弃。余生有限,不能不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强度和工作效率。要这样,固然取决于自己的主观能力和身体状态,而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关系。

有些工作条件是容易做到的,如希望有一种稿纸,天地头和行距较宽,格子较大,便于日后补充修改;有中缝,能对折,便于书写。也有希望领导考虑的,如有一两位得力助手。最困难的是工作空间问题。

62年到65年下半年,我在家编写,当时卧室西边有两间工作室,由书局承租,供我专用。室内有合并摆拢的四张书桌,三面尽是书柜书架,常用书籍,取放方便。晚间工作,经常持续到午夜,不妨碍家人和邻居。在那三年多内,完成大量工作。后来上班,每日工作实际不够八小时,因为资料都在机关里,每晚和假日都不能编写。因之,在那一年多内,仅仅完成一本注释。相比之下,工作效率和劳动强度大约是三比一。

目前,我原有的工作室二间,已由房管局收回,另租他人。我自己的书,除上架者外,因再无空隙,只好装箱在床下和走廊上。自己书桌,桌面不大,大则无地可容,摊开三四本书,执笔空间便不够了。我自72年回北京以后,早想主动继续注释《左传》,就是由于没有工作空间,只得作罢。现在要继续注释,由于长编散失不少,不可能再行汇辑,必须有更大的空间,同时摊开更多的书。若说每日上下班,于个人固有困难,于工作尤为不利。生前完成任务绝不可能。若说住在机关,但身多疾病,随时需要家人照料,也不是好办法。在家工作虽好,缺乏工作空间,又无可奈何。千思百想,不得解决。如实反映,敬请考虑

以上汇报,是否有当,鹄候批示。

              杨伯峻  75.11.17

对杨伯峻的请示报告,中华书局相当重视,各环节很快做出批示:

春秋左传是应该重点进行整理的一部史籍学,杨伯峻积累了大量材料,做了许多工作。我意,在党委领导下,应让他集中精力,把工作做到底。请熊国祯、金沙同志批。吴  75.11.17

 

同意树平同志意见。请金沙同志批。熊。75.11.18

 

同意。党委应认真研究一次,如何解决杨伯峻同志提出来的问题,请国祯、树平同志先考虑一下,提出意见。□□ 75.11.19

 

75.12.30下午熊、赵、吴在与金沙同志谈工作时,研究决定:①房子可自行联系对调,由单位出证明。②组内派张忱石协助借书等工作,张的工作仍以组内工作为主。③稿纸由编辑部解决。已请示金沙,不必再向党委写报告了。吴树平12.30

从以上批示可见,在当时情形下,杨伯峻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得到了上上下下的理解与支持,这才使得他的译注工作得以继续,并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告完成了四卷本《春秋左传注》,了却他二十年的心愿,为经典诠释再添力作。

《春秋左传注》初版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在“前言”中,除感谢周恩来对这一项目的关心、沈雁冰(茅盾)为该书题签、何乐士通看全书外,杨伯峻还特地向中华书局批示中提到的张忱石表示感谢。他写道:“中华书局张忱石同志在工作上也替我借书还书,魏连科同志给我补充了几条金文材料,还有史树青、周绍良同志或借或赠我罕见书,都应在这里表示谢意。”

对《春秋左传注》初版本,杨伯峻并不满意,故在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在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夜所写的“修订小记”中,他这样说:

此书初版初印本以各种原因,错字衍文以及脱夺倒转之文字语句,几乎数不胜数。既不愿求全责备于人,亦非过尽在我。愧对读者,内疚实深。重印时,又限于纸型,不能尽如己意,加以订正。幸而未尝三印,读者或能谅此苦心。

六年之后,一九九二年,杨伯峻先生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二十几年过去,至二○○八年七月,《春秋左传注》已累计印刷六万四千册。

 

                                                                                      完稿于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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