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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维特根斯坦(09年7月号)  

2009-07-09 09:24: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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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磊/文

 

待会儿就要说到荷兰人保罗·维杰德维尔德(Paul Wijdefeld)。他是一位好人。所以要先说说这一类好人。

维特根斯坦在逝世前,委托冯·赖特(G. H. von Wright)、安斯康(G. E. M. Anscombe)和拉什·里斯(R. Rhees)保管他的所有著作。有一次,我找到一份冯·赖特写的《维特根斯坦文稿》(The Wittgenstein Papers),里面详述了几位遗嘱执行人收集整理遗著的情况。除比较现成的部分之外,几个人分别到每一个维特根斯坦可能存放过手稿的地方、维特根斯坦的亲属朋友家、跟维特根斯坦有过通信往来的人那里一一探访查找。然后把维特根斯坦的全部手写笔记、打字稿、书信和学生的听课笔记之类一一鉴别、归类、编号。再然后逐步地把其中一些内容加以细致的重新编辑,陆续出版。冯·赖特把这一切洋洋洒洒地写了出来,包括长达几页的清单。我当时觉得,这是关于维特根斯坦著作的最直接、最详细的文件。于是动手把它翻译出来。

一位老友看见我工作的样子和翻译的成果,大概感到这样一个由跨时空的、关于思想的活动构成的世界非常令人愉悦,他边看我的译稿边说些话。后来他在译稿上读着名字并说:“乔治·亨里希·冯·赖特教授,嗯,教授是个给大师捡球的人。维特根斯坦这种大师,球是乱抛的,有的是球,随手抛,很潇洒的,他也不在乎这些球抛到了哪里,找不找得到。可是对冯·赖特教授就不一样了,那是每只都要找回来的。不过,这位教授绝不因为捡球就有损尊严,他的虔诚和认真保证了他的尊严……”我觉得捡球这个意像很生动,就画了一幅漫画。为了突出维特的潇洒,还让他穿了一件印着自己名号的圆领T恤。

言归正传。冯·赖特的确是好人。我一向主张,说一个人是好人,如果接下来不把他好在何处,有何特别值得一提的好说清楚,就是一句废话。现在有一些人,认为“我认为他是好人”是自己的观点,却忘记了这个“观点”什么都没有,接下来的那些“说清楚”才有可能成为观点。这样一来,真正观点的缺乏和表达能力的低下就成了个性和“人的权利”。

现在必须把“冯·赖特是个好人”说清楚。

忘记了是哪个老外说的,大约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是革命者,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家是工农或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自由思想者和发明者,以后的科学家是国家和企业的雇员。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概括。第一类科学家,比如哥白尼和伽利略,没有人为他们的研究工作买单,他们的工作不仅不赚钱,而且还有触犯正统权力的危险。但是他们是“窥见真理之光”的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的理想已经形成,所做的工作是“非如此不可” !到了后来,新的政治主人即资本家在教会和科学家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是由利益决定的。于是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愿意选择科学研究。但那时的工业还没有细分到使研究成为生产的一个环节。研究者仍按认识论理想来工作,只不过这种理想已经没有危险,而可能带来光荣和利益。这样的时代成就了牛顿。而这样的自由思想者和发明者的价值,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和DNA结构之后,就封顶了。以后的科学研究,是生产环节,完全与利益挂勾,一切不再出于非如此不可。把科学看得纯粹、高贵,成了落后的观念。美国把科学看成它已经成为的样子,所以美国的现代科学和工业就发达。那些仍旧在听胡里胡涂的学者讲“科学和技术的区别”、把科学看得很根本、很理论的国家,反而搞不好。

这时,学者有了分化。有些人的做法符合时代需要,比如理科的冯·诺意曼和文科的丹尼·贝尔,把自己融进了机器大生产体系。美国在战争期间用强制手段把奥本海默等一批“贵族式”的自由思想者改造成优秀的国家雇员。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国家,往往比美国更热爱“科学”,可就是拿科学没有办法。同时有很多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学者,失落感降临到头上。这些学者忘记了时代的变化,只记得前辈的光荣。然而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我在自己著的书里说,过去科学的东西,都冠有人名,牛顿定律、麦克斯韦方程、康普顿效应、傅立叶变换、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现在都没有了。总有大量的学者忘不掉脑筋一转就出人头地的梦想,仿佛上帝特别在他老人家的脑袋里面多放了几个特制的脑细胞。而作为学者,却从不研究上帝为什么特别垂顾他老人家。作为失落中的抗争,这些人重新捡起一项封建落后的事业——争夺话语权,知识就是权力!这些西方现代学者像现代艺术家一样,标新立异,发明符号和调皮话,争取眼球。学者说起来也很无辜。当年,在用理性取代教条、用实用知识取代神秘知识、用“知识就是力量”取代“知识就是权力”、用个人的现世生活取代教会许诺的、遥远的、不知到底有没有的救赎的斗争中,自由知识分子和新兴资本家政治势力结成了同盟军。但取得权力的资本家却没有跟同盟者平分利益。特别是,资本家被自己发明的资本增长游戏裹搅着往前飞奔,学者却在“光荣”和“发现”的个人主义的词语上赖着不动。当然,最后还是要被时代拖着跑,现在多数学者已经知道自己脑细胞并不多而特别,不再理会什么“光荣”,改成弄科研经费玩了。

在这样的时候,冯·赖特是个好人这回事,就很明显了。冯·赖特接受的是“贵族式”的哲学教育,要他去工厂里打工,肯定打不过冯·诺意曼。但是他不去争夺话语权。话语权争来干什么?争来说非说不可的话?有这样的话吗?俺冯·赖特没有,而维特根斯坦早已说了很多,人们还没有好好看,也还不大看得到。于是精心收集整理,让大家先看到再说。这是一件何等有尊严的事情!是好人才能做的事情。好人就是老实、勤恳、训练有素。

说冯·赖特,是为了用“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说清楚本来要说的主题。主题是关于荷兰人保罗·维杰德维尔德写的书《作为建筑师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Archit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之所以要说,是因为这是一本好人写的好书。维特根斯坦一生只有唯一的一次建筑活动,留下唯一幢房子。房主是他的巨富的姐姐。维杰德维尔德充分注意到这个建筑不受重视、日渐颓坏的现状。但他认定这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其精神价值还待后人在长久的未来中去确认并从中接受养育。但首先得保护这个建筑。维杰德维尔德所能做的是尽量讲解宣传它。维杰德维尔德是个优秀的学者,他不是搞所谓的“呼吁”(廉价的都是可耻的),而是进入严谨的学术研究。他收集了可能收集的一切材料——散落的记叙、各种草稿和图纸、票据、各个时期的照片等等,研究了与维特根斯坦的工程技术学习有关的大量人物和事件,走访了跟这幢建筑可能有关的人们,拍摄了大量的细节照片……

这本书在内容上是一本相当了不起的书。任何不劳而获的投机都不可能完成其中的万一。装帧印刷上是一本令人爱而释手的书——不忍心翻。我把它当成“维特根斯坦建筑百科全书”来看。至于书中的观点,不得不说,我很遗憾。作者可能是不自觉地成了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一员,也可能是自觉地不得罪用口水可以淹死人的中产阶级,他把维特根斯坦卷进了永远扯不清的一套评价体系,却几乎是彻底地淡化了维特根斯坦无比的冷峻和高贵——弃绝一切装神弄鬼的“设计”及其“风格”或“主义”,并且实际上是彻底弃绝这些含混的花哨后面的整个现代西方文化,身体力行地实践毫不做作的“原始生活”。

我对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评价,可以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两段话在两个层面上说明。

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里唯一一次提到自己的建筑:“我为格雷特尔建造的房子……是良好的方法的产物,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等等)的表达。但是这原始的生活,这种挣扎着为了摆脱限制的野性的生活——是稀缺的。人们也可以说,它缺少美。(基尔凯郭尔)。(温室的植物)” (L.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M],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0, 38e.)

只要把这段话逐句解释一下就清楚了。

“良好的方法”。现代建筑设计以及类似的东西,其内涵不是一套清晰的方法。人们看到的不是自身也能理解的东西,而是名头和广告效应。对此,需要广告的资本家固然可以利用,比如,某位企业家大楼是贝聿铭设计的,那么当然对他的企业的形象是可能有好处的。但是,这时作为贝聿铭的客户,得到的是广告,而非建筑(这个只要找包工队或没有品牌的合格的土木结构学生就行了),更不要说建筑的方法。再说,即使承认有名气的设计师给客户提供了广告,在人人都能明白的清晰的方法不呈现的时候,仍然只是设计师和资本家合伙骗钱。人人都能明白的清晰的方法,必须体现为一种实在的劳动量。我不想陷入“无形资产也是资产”或“建立品牌也是劳动”之类的自由定义式扯淡。我只想说,好房子跟有品牌的设计师之间的关系很含混。人们在捆绑了名设计师品牌的地方,关注的首先是这名气,其次才是不明不白的“视觉冲击力”。维特根斯坦会反问:看到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我们很惊奇而猴子(或外星人)不惊奇,只是因为猴子(或外星人)比我们傻吗?这种问题追问下去都很严肃——真有“视觉冲击力”这玩意吗?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建筑一开始就抛弃了所有的、其他设计师赖以谋生的不明不白的东西,而全由清晰的方法构成。

“一种深刻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等等)的表达”。我们先来看一下表层的文化。前面说到,现代文化的一个具有特征性的地方是,近代新兴的资本家和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反封建事业中曾结成同盟。“知识就是力量”对双方都有利。资本家需要这样的知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只有这种知识才能说明资本家的权力的合理性。而知识分子如果不把新的知识观确立起来,那么知识就是主教和公爵大人等等说的话。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同盟的步伐不一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分享成功果实,反而很失落。于是又自然而然捡起老把戏,重新搞“知识就是权力”。因此科学语言滑向了非专业人士回避的行帮语言。像物理学这样的学科,因为一开始就被构造成必须与机械图像对应,所以语言的专业壁垒还可以通过训练来跨越。而还打着“美”的旗号的“设计”,就没有这个限制,不明不白的自我鼓吹和装神弄鬼当然就不可避免了。“设计”成为高档时尚的神秘知识,是一场以追逐权力、谋取钱财为目的的闹剧。在不上演这场闹剧的时候,赵州桥、故宫、长城、埃及金字塔、希腊神庙和罗马角斗场早被一群奴隶闷头建造出来了。这些建设者的方法还清晰地传给一代代徒弟。

维特根斯坦家庭是维也纳的上流,交往也就上流。他们家的朋友卢斯是维也纳名气最大的建筑师之一。卢斯关于建筑要去除无用装饰的观点,符合时代的需求。因为资本家一方面要广告,但不愿也不能像旧时代的国王、贵族、教会一样奢华,利润和效率高于一切。卢斯的建筑观点得到青年维特根斯坦的认同。但后来他们的友谊断绝了。卢斯是一个生意人,这无可厚非。但即使是卖东西,卖的是什么,难道不需要清晰吗?“只要客户满意”这句话很可笑,客户毕竟是弱者,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化规模化的欺骗达到“客户满意”。于是,如何去除欺骗包括不自觉的自我欺骗,让清楚明白的客户满意,甚至有可能让不清楚不明白的客户不满意,这就需要对文化的深刻理解。究竟什么是房子?究竟什么是美?世界上有房子和有美的两个“有”字有同样的意义吗?等等等等。这些理解,正是维特根斯坦几百万字笔记在说的东西。所以他在盖房子的时候,就会表达出这些理解。

“原始的生活,这种挣扎着为了摆脱限制的野性生活”。现代生活是由“理由”编织出来并支撑起来的。理由太多太杂,里面含有“美学设计”之类的太多不明不白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的建筑是一个简化的建筑,但远远不仅仅是卢斯那样的减去一些雕饰。况且,生意人卢斯所着重考虑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如何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卢斯的作品(于是他只能且实际上是在装饰)。所谓无欲则刚,维特根斯坦不需要这样的谋生手段。所以他的简化是从每一个零件开始,去除与建筑无关的东西。结果就是用思考和劳作达到了primordial和wild。这两个词在词意上有时有歧视性的贬义。就像欧洲的一些英雄,到非洲和美洲去杀了很多人,因为这些人是primordial人或wild人,所以杀的时候,不大打扰人道主义理念和所谓的良心。但这两个词也有中性的诸如“原初”或“自然”的意思。原初和自然不是城市人到乡下玩一回“田园”就能接触到的。必须解开那张现代生活的网,使之散架,在不受这张网限制的时候,全面地实践另一种生活,才可能开始触碰primordial和wild。

“它缺少美”。越来越容易说清了。因为“美”也是那张网里面编出来的东西。所以“它缺少美”。好比“纳木措”和“唐古拉”很震撼,但一块土壤“它缺少美”。维特根斯坦的主要的美学思想就是,希望人们明白,究竟什么是“美”,为什么要为“美”买单,如果一个东西缺少“美”,是真的缺了某样东西吗?一些研究者觉得自己已经很懂得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美学就是反美学!”他们说。事情有这么简单吗?维特根斯坦有这么无聊吗?艰巨的是,我们如何时时刻刻不受欺骗也不自欺。维特根斯坦知道,必须狠狠打击“美”,才是目前捍卫美(已经很稀缺)的唯一方式。他本人不会说出这句话,因为这种话会招致无休止的“商榷”,招致搞不懂数学只好搞“美”的人来谬托知己,从而将稀缺的东西更加搅混和抹杀。

“基尔凯郭尔”和“温室的植物”。他俩的共同点是不缺少美。在一本回忆维特根斯坦的书中,作者作为一个在剑桥大学陪维特根斯坦散步的学生,说到有一次他向维特根斯坦提起基尔凯郭尔,说这个人和他的书很有影响。维特根斯坦叫学生找来看看。维特根斯坦看了一通之后,边看边说:说得对,说得对,基尔凯郭尔这个人说的都是对的,但说得太多了……基尔凯郭尔的文字很美,显然,维特根斯坦嫌这些“美”的部分是多余的部分。而且“多余”往往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割掉的瘤子,它夹在事物之中,改变了事物本身,使稀缺的东西难以显现。同理,温室里的植物比野生的植物多出来的东西是一种“美”,那么谁来关心温室里的植物比野生植物少掉的东西,以及这些少掉的东西是些什么呢?特别是,在一张生活之网中,如果野生植物已经变得稀缺的时候,人们实际上失去了什么?

维特根斯坦在建筑上如此决绝,不是一个小脾气。是他的一贯的东西在不同时候和不同活动中的表达。维特根斯坦的简化和净化来自他对文化等等有深刻理解之后的态度,他表明自己“不同情欧洲文明的主流,不理解它的目标,如果它有什么目标的话。”(Culture and Value, p.6.)初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很觉得振奋。是啊,我也从来不理解欧洲文明的目标,如果它有什么目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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