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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船会”的集结(09年6月号)  

2009-06-17 16:23: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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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敏/文

 

 

 

嘉兴北去十几公里,是一处叫王江泾的织造名镇。这里是河渠纵横的水网地带,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镇东的莲泗荡时常汇聚南来北往的大船小船。莲泗荡又称连四荡,以陶家荡、文泉荡、庙前荡、桥北荡四荡相连得名,水域面积四千余亩,从该镇民主村延至相邻的油车港镇。四周烟树远村,渔舟迤靡,自成佳景。

当地人很想把莲泗荡打造成一处风景名胜,发展“农家乐”、“渔家乐”一类旅游项目,因为除了水面景观,这里还有一处香火颇盛的刘王庙,以及跟刘王庙有关的春秋两季和春节期间的大型祭祀活动。刘王庙不是佛寺,亦非道观,它奉祀的神祇是一位驱蝗禳灾的“刘猛将”,据清人唐佩金《闻川志稿》称:“神姓刘名承忠,元时官指挥,为民驱蝗。蝗亡,自沉于河,世称刘猛将军。”作为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自然还有许多传说中的神奇故事。每逢祭奠时节,周边四乡八镇乃至苏南和上海郊县的渔民纷纷楫舟而来,在此祈神求福,并举行各种游乐活动,这种称作“网船会”的民俗节会数百年来相沿不绝,而近年来更有蓬勃发展的趋势,当地政府显然从中看到了“非物质文化”对旅游业的拉动效应。

所以,二○○九年春季的“网船会”开始由王江泾镇政府主办,或者准确说是官民合办。有人戏谓“山寨”被招安了。

 

荡·村·庙

 

 

三月二十一日,王江泾那边传来消息说莲泗荡已塞满了船只,今春的“网船会”祭拜活动开锣在即,我便约上嘉兴的两位朋友驱车赶去。离刘王庙几百米开外,车子就被拦住了,庙会现场实行交通管制,临时辟出的停车场上已是车满为患。我们沿着荡堤走过去,一路上被熙来攘往的人群挤得趔趔趄趄。堤岸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面面在风中招展的彩色旗幡,那种镶有牙边的三角旗就像古代军中的大纛,上面写着巨大的“刘”字和“普佑上天王”等字样,有的还绣着龙蟠和祥云图案。那些彩旗分别代表来自江南各地的信仰社团——“吴江庙港渔业东村”、“苏州金家桥暖轿班”、“嘉兴南乐房老长生分会”、“秀洲旗牌社”……到这儿我才真正感受到“网船会”的草根特性,这个原本是民众自发性的祭祀活动虽说纳入了官方运作,却依然是一个信仰归属的民间聚会,它撇开了县(市)乡(镇)的行政区划而成为跨省(市)界的大规模集结。很奇怪的是,尽管嘉兴人很起劲,但本地香客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船只是从无锡、苏州、江阴、昆山、南汇、青浦、嘉善、海宁、平湖、海盐等地远道而来,这可以说是江浙沪三地的水乡大联欢。

放眼看去,岸边密密匝匝的船只逶迤排开,说不准有三百艘还是五百艘。那些船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雕龙画凤红油金漆的模样,而是现实生活中日常使用的渔船和运输船,船和主人都有一种饱经沧桑的风姿。正是中午时分,船上的女人们迎着岸上人好奇的目光在船头升火做饭。我跟现场采访的当地媒体记者聊了一会儿,听他们介绍什么是坐家船、耙螺蛳船,什么是荡滩船、圈棚船、黄鸭船等等。“网船会”得名于这一带传统渔业的丝网船,清人顾禄《桐桥倚棹录》“市荡”条有称:“每出操小舟,以丝结网,截流而渔,俗称‘丝网船’。”据介绍说,这种渔船形似柳叶,艏艉不足尺宽,两头朝上微微翘起。丝网船一般都是渔家水上作业的夫妻船,以前在杭嘉湖水乡至太湖水域随处可见。可是,从聚泊在莲泗荡的船队中看过来,我没见到一艘这样小巧的渔船。眼前这些船至少都能载上七八个人,有些船上足有二三十人,一艘船就是一个家族或一个社团。

来自昆山西庄的杨发林正在船上摆弄着一摊祭品,猪头、腊肉、青鱼干、风鸡酱鸭、糕点果蔬什么的,一样样堆放到前舱,点上明晃晃的蜡烛。我在旁边的船上跟他聊了几句,他便热情地请我过去。他一边忙着,一边扭过头来和我说话。“我伲西庄统共来了五条船,有五十多人,集拢了三十七户人家……从昆山过来要走八个钟头哩。我每年要来两次,一次是农历八月十二,一次就是现在。”我问他最早是什么时候来祭拜刘猛将的,他笑笑说,“还在娘肚皮里就来过了,这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手里传下来规矩。到今朝我七十一岁,一年都没脱落过。”杨发林身子骨挺硬朗,他和老伴两人耙螺蛳为生,螺蛳卖给养蟹专业户做饲料,辛苦铜钿一年能赚两万多块。同一条船上还有一对年逾七旬的哥俩,面相富态些的是弟弟,很会说话,他自我介绍道,“我伲姓费,费孝通的费,退休前在渔政部门,也算是事业单位咯。”这位叫费基根的前渔政干部只是前些年才加入到“网船会”的行列,他说早先觉得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烧香拜鬼,跟政府唱对台戏咯!”那时候他还劝阻杨发林他们不要往莲泗荡这边跑。我问,“他会听你劝吗?”他嘿嘿直笑,“怎么听得劝,就连自家阿哥都拦不住的。”他哥哥费水根就坐在船舷上,接过话头说起早年他们偷偷摸摸出来祭拜的事情,“就算‘文革’那辰光我伲也要来咯,庙都没有了,下船就在空地上拜一拜。”

正说着话,船侧篷布发出窸窸窣窣的动静,忽地翻进来一个身影,原来是杨发林的老太婆,在隔壁船上聊完天回来了。这上了岁数的女主人倒也身手敏捷,一骨碌爬上中舱顶盖坐在那儿嚼起了甘蔗。见我掏出相机,她还一本正经摆了个pose,安详的目光里竟透出几分少女般的羞赧。这些终年行舟捕捞的渔人一个个都显得质朴、坦然,一个个都将生活的艰辛与喜悦写在了脸上。

在另一条船上,我们见到了一个夏姓的家族成员。他们分别来自江苏吴江、江阴、上海松江和浙江嘉善等地。一个六十多岁的壮汉,大概是家族中话事的角色,指着船头旗帜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跟我说他们来了三十多人。我疑惑地朝船舱里打量着,从七十多岁的老人到五六岁的孩子,男男女女不过十几口。他解释说,家族里有些年轻人是自驾车来的,住村里的家庭旅馆;一边感叹道,现在从陆路上乘车来的愈来愈多,船是一年比一年少了。这是一个虔诚的家族,他们分居水乡各处,每年都聚拢来参加“网船会”的祭拜。

民主村里各家各户都住进了赶会的香客,有自驾车或是乘长途客车来的,也有坐船来的(船上太挤,一部分人上岸投宿)。村里狭窄的巷子里到处都是人,村民们摆起了小摊,卖旧式农具,卖糯米糰子、云片糕。一位中年妇女指着自家那幢二层小楼告诉我们,她家里就住进了二十几个江苏香客。我们在村口遇见一位叫石根宝的老人,捧着保温茶杯跟人聊得正欢。他是从苏州吴中过来的,今年七十六岁了,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还健朗。他是养蟹大户,出门竟也舍不得花钱,只在村民家里租了一个铺——“价钿不贵,一夜头廿块。”他也是坐船过来的,儿子劝他坐车他不听,还是老派习惯。石老伯说,“网船会”也是船民走亲访友置办日用什物的好时机,因为常年“水里来荡里去”,亲戚朋友难得相聚,这春秋两季的刘王庙会便成了他们寻亲访友、打听渔情船讯的好机会。

赶会的香客都在等待明天一早的“猛将出会”,一九四九年以后这里还没有举办过“出会”,所以今年这台压轴大戏引得万众瞩目。这会儿莲泗荡的岸堤上的刘王庙里正是锣鼓喧天,许多社团在殿旁的空地上排练,有调龙舞狮的,有打腰鼓的,好不热闹。刘王庙据说始建于明代,清咸丰三年(1853)和民国八年(1919)曾有过两次大修,至“文革”期间整个庙宇尽被拆毁。现在的刘王庙是二十年前开始重建的,先是一九八六年由村坊集资在原庙址建起“刘承忠纪念馆”,至二○○八年又重建刘王殿(前殿),形成前后两进的祀庙。前殿外檐正中上悬“普佑上天王”匾额,殿内有刘猛将塑像,是年轻英俊的武将扮相。后殿纪念馆中,塑像变了一身文官装束,墙上绘有反映刘猛将治蝗事迹的六幅大型壁画。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镇政府对这里作了整体规划,投资上千万元,陆续修建了刘公塔、望湖楼、九曲廊桥等,与旁边的刘王庙组成了名叫“刘公园”的文化景点。平心而论,庙宇本身修得不算窳劣,而其他建筑都比较粗糙。上午,这里搞了一个“江南网船会”的开幕仪式,官员讲话之后是民俗表演,据说场面很大。

当晚本想在镇上的博金大酒店落脚,不料那儿宾客爆满,只得返回嘉兴市区找地儿。

翌日的“出会”定于凌晨五点开场,天不亮就要从市区赶过来。深夜狂风大作,继而电闪雷鸣,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睡在床上心里直犯嘀咕,搞不好这回的“出会”要泡汤。凌晨四点一刻,我们的车便急急地驶出。路上一片漆黑,除了车轮在路面洼处辗出的水花声,四周阒无声息。可是驶近王江泾那儿,两边影影绰绰的行人和车辆渐渐多了起来,我看见许多打着雨伞扎着花毛巾的老太太有说有笑地在赶路。路人和车辆愈来愈多,到后来人群和车流简直就像洪水般的朝莲泗荡涌去。在一处岔路口,警方设置的路障挡住了去路,交警和防暴警察都出动了。一位警察向我们的车子走过来,我递过主办方签发的通行证跟他交涉,他指着另一条路叫我们绕道行驶。

天光熹微。窄窄的乡村公路上挤满了各色各样的车子,轿车、大客车、农用皮卡、厢式货车、摩托车……简直不能想象,乡下地方也会堵车。我摇下车窗问旁边拖拉机上一个老太太,“你们也是赶会去吗?”她回答,“是咯,是咯,我伲就是赶网船会咯,交关多的船都摇到格面去了,五点钟就要开场。”

赶到民主村,早已过了五点,可天还没有亮透。奇怪的是,风也小了,雨也歇了,同往的嘉兴朋友说,真是刘王爷显灵了。我们没有赶上“猛将出会”开锣那一刻,“出会”的旗幡仪仗和表演队伍已往邻村去了。“出会”是民间迎神赛会的一大节目,实际上就是抬着象征社神的偶像在当地坊闾中巡游,这是富于中国乡土气息的狂欢节。这时,民主村里挤满了欢乐的人群,莲泗荡岸边鞭炮鼓乐齐鸣,大大小小的孩童人来疯似地跟着舞龙打腰鼓的队伍后边奔蹿……我们穿过人声鼎沸的村落向刘王庙走去,刘公园门前几乎挤得水泄不通。急救车、消防车和警方的指挥车都开来了。这回镇里调来的警力还真不少,数十名身着防暴服的警察在前殿台基上“严防死守”,拦堵像潮水般不断拥过来的人群。庙前的台阶是“出会”队伍回来时必经路线,除了工作人员和摄影记者一概不许进入,可警察一不留神,几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却三下两下翻过阑杆上了庙台。还冲着下边的人嘻嘻直笑。

大约六点半光景,“出会”的队伍回来了,最前边是簇拥着刘猛将偶像的一班壮汉,随后是五花八门的仪仗,如同古代官员出巡的锣鼓喝道,行列中“肃静”“回避”的粉牌在人们头顶上晃来晃去,瞧着这情形总觉得格外令人发噱。清人钱泳曾以讥诮的口吻描述过这种“举邑若狂”的场面:“其前导者为清道旗、金鼓、‘肃静’‘回避’两牌,与地方官吏无异;有开花面而持枪执棍者,有扮为兵卒挂刀负弓箭或作鸟枪藤牌者,有伪为六房书吏持签押簿案者,有带脚镣手铐而为重犯者,有两红衣刽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斩犯者。”(《履园丛话·恶俗》“出会”条)在一些古代士人和今天相当一部分文化人看来,民众的这种“众声喧哗”的狂欢也许很有些不伦不类。钱泳就说,“种种恶状,习惯自然,恬不知耻,而反以为乐,实可笑也。”(同上)而眼前“出会”现场的仪制竟跟他笔下描述的情形几乎相近。仪仗之后,身着古装的舞龙的队伍出现了。翻舞的巨龙引领着来自江浙沪各地六十多个社团的民俗表演,打腰鼓,打莲湘,一拨接着一拨,依次越过台阶进入殿内。行列中有“牛首”、“马面”,有手执钢叉的“勾魂使者”,有头戴三尺高白帽的“活无常”;扮作清军兵勇的一队吆吆喝喝地过去了,再来一拨竟是满身太平天国的装束……“太平军”里或许是裹头的丝巾不够了,后边一半人干脆换了清一色的棒球帽。最令人称奇的是来自吴江的一个社团表演所谓“扎肉提香”的节目,表演者在行进中用铁钩扎入自己前臂,钩下悬挂香炉、铜锣,甚至还有沉重的铁锚。奇妙的是,明明见得铁钩扎入皮肉,却未见滴血,让人看了大抽冷气。

巡游队列穿过前殿,又往后殿转一圈,沿着前殿西侧从人群中艰难地挤了出去。这时身着迷彩服的工作人员拉起了两道人墙,终于在庙前腾出一块地方。金龙狂舞,幡旗缤纷,人们在泥泞湿滑的地面上继续狂欢,用这种载歌载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精神诉求,祈求今生今世的福祉。此刻,我又想起船民费水根老人说的,没有庙的时候他们就在空地上拜猛将。想起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言诉。

我不知道这种民间信仰该用什么理论去阐释。在古代名士眼里,这种活动之所以被视为“恶俗”,也许是因为它以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颠覆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所维系的文化秩序,抑或它从感知的层面解除了某种禁忌与恐惧,让人们卷入一场自由而亲昵的交往。乡民社会的文化传统永远纠结着“礼”与“俗”的矛盾和依存关系,看着眼前的情形,我揣度巴赫金对古代狂欢节的扼述中是否还带有一种恣意放肆的痛快,他是这样说的——“狂欢式世界感受正是从那种一本正经的官腔中把人们解放出来。但狂欢式的世界感知中,没有丝毫的虚无主义,自然也没有丝毫的不着边际的轻浮,以及庸俗的名士浪漫型的个人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人·船 ︱ 今·昔

 

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很得意地告诉我,今天参加民俗表演的足有两千多人。我问她,估计这回赶会的香客总人数能有多少?她说还来不及统计。她给了我一份打印的《“网船会”调查报告》,上边列有前些年的统计数字:

据统计,1996年,赶庙会的人数达26万(以购门票的人数为计),2005年为23.6万,2006年为24.2万,2007年为24.5万。

我注意到,同一份材料中还记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网船会”祭祀盛况:

        光绪十二年(1886)《点石斋画报》载图《网船会》并文曰:“嘉兴北乡莲泗荡,八月十三日为刘王诞期,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船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泾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泊如鳞……”

        民国三十六年刘王庙庙会,据说有“十八万三千之多的猪头献上神座”,“高高竖着桅杆的大船约有八百余艘,轮船二十四艘,其他汉口船三艘,青岛和香港来的船各一艘,其余小网船和民船更不知凡几。”

        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庙会,记载有“五十万人虔诚顶礼”,敬献给刘王的纱帽“价值黄金六两”。

调查报告上没有编撰者署名,列举的某些数字亦未交代其来源(如民国时期两次庙会),但如果上面的数据可信的话,现在还远未达到往昔的规模。这回的“出会”在我眼里已是声势浩大,而比较先前的情形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调查报告还说:“先前每年每逢刘王庙开光,百姓都要请出灭蝗将军刘承忠塑像,伴随浩浩荡荡的吹打、扎肉提香、高跷、腰鼓等出会队伍,由庙向西北,经姚经村、人民村到达王江泾镇的关帝庙,行程十五公里,宿夜后又浩浩荡荡返回刘王庙。”现在,“出会”的时间与行程都已大打折扣。

王江泾镇镇长陈天荣掰着指头跟我说,他最担心的是赶庙会的网船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一九九六年,赶会的网船有一千二百多艘,二○○三年还有八百多艘,二○○五年来了六百多艘,二○○七年就剩了四百多……”他分析说,赶会网船逐年下降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身份转变,许多先前从事水上捕捞的渔民陆续上岸,从事种植业或是干脆进城打工了(据2007年统计,嘉兴全市在册渔民仅为600多户);二是渔业产业结构调整,水面渔业大多进行了承包养殖,不再驾船捕鱼了;三是有些地方实行的水上交通管制限制了部分船只;四是交通工具的改变,愈来愈多的香客改为乘车赶会,许多人开着自驾车来了。

 

显然,“网船会”变成“汽车会”就不好玩了,莲泗荡庙会的民俗特色是要靠水面上的船只来承载的。说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倒也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形态。面对乡民社会生态结构年复一年的变化,面对物质文明的推陈出新,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是否还能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恐怕是一个疑问。不过,年轻的镇长还是信心满满地告诉我,镇政府下狠心要恢复原生态的“网船会”,近年来他们不断加大资金投入,还准备建立“网船会”生态博物馆。他们已经申报了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计划今年申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遗产保护项目。他还提到了一些具体措施,譬如转变水上交通执法观念,对赶庙会的网船由堵变疏,鼓励江浙沪渔民驾船而不是乘车来赶会,对船民社团采取免票制或其他优惠等等。

听得出来,陈镇长深信源远流长的民间信仰终究会转化为生产力,抓住这个民俗文化的内涵,搭好“文化”这个戏台,后边旅游经济的戏文一定能唱好。

 

何方神祇

 

在王江泾那两天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刘猛将”作为司蝗的神祇,自然应该与农事有关,何以却成了水乡渔民的主神?蝗灾对江南的渔业捕捞真有那么严重危害吗?在“出会”现场,我问过镇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回答是:蝗虫成灾必然危及整个生态,同时也影响了渔民的收获。总觉得这个说法有些牵强,我从嘉兴回来后便上网查阅了一些资料。

其实,驱蝗禳灾的“刘猛将”不只是嘉兴王江泾一地奉祀的神祇。据新华社主办的《现代快报》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报道,今年莲泗荡庙会之前,苏州东山镇陆巷村已在元宵前后举办了一系列“祭猛将”活动。《现代快报》还详尽开列了当地祭会的传统节目:

根据记载,东山周围,民国时期有大小猛将庙一百余处,各村猛将堂的大猛将高达一米多。猛将多如眉清目秀、鼻正口方的青年,大多是这一带农民供奉的主神。

正月初一清早,各地农民抬着猛将像巡游村寨贺年。猛将的仪仗以杏黄大纛(旗)为引导,敲锣打鼓。每到一村,先绕村场游行一周,放鞭炮。拿着猛将的“帖子”,与该村的猛将“互访",实际上是各村村民互相祝贺,互道吉祥。

正月初六晚,各村敲“夜节锣”。

正月初八早晨,各村敲“日节鼓”。相传这是前代人抗击入侵者(倭寇)留下来的传统。

正月初九,猛将“抢会”。抢会以村为单位,各村选出身强力壮、机智灵活的人参加。先将各村小猛将像集中在塘子岭上,主持抢会的人将杏黄大纛往空中一招,抢会者立即将本村的猛将背起,狂奔而下……争到第一的村子获得的荣誉是将“猛将会”的“大猛将”抬着绕东山巡行一周,最后供奉在自己村中。

正月十三,刘猛将的生日。这一天在猛将庙中点燃巨烛,称“满算”。

正月十五元宵节,各村上灯。猛将堂前立一大竹竿,挂“塔灯”(一串吊起来的大灯笼)。直至正月十六,东山前后山十四尊大猛将排列新庙戏台前看戏,又是一番热闹。此后,猛将入暖阁,宣告春节猛将会会期结束。

根据这份“节目单”,就祭会本身的丰富性而言,苏州东山的活动显然甚于嘉兴莲泗荡,会期更长,娱乐性也更强。不过,东山的祭会没有莲泗荡的水乡特色,没有大量涌入的外地香客(声势上显然不如后者),参与者主要是农民而非渔民,像是“网船会”的本乡陆上版。由农民而非渔民来祭祀一位驱蝗英雄,听上去似乎比较靠谱。我不知道,把蝗灾跟渔民和网船联系到一起,是否属于民间言说在播迁中产生的讹变。

苏州的祭会旧时就已纳入了官方祀典,清人顾禄《清嘉录》卷一“祭猛将”条记载了当时苏州的祭祀情形:

(正月)十三日,官府致祭刘猛将军之辰。游人骈集于吉祥庵。庵中燃铜烛二,大如桮棬,半月始灭,俗呼“大蜡烛”。相传神能驱蝗,天旱祷雨辄应,为福畎亩,故乡人酬答尤为心愫。前后数日,各乡村民击牲献醴,抬像游街,以赛猛将之神,谓之“待猛将”。穹窿山一带,农人舁猛将,奔走如飞,倾跌为乐,不为慢亵,名曰“(走+帀)猛将”。

不过,苏州人奉祀的“刘猛将”并非嘉兴人所说的元代指挥刘承忠,而是另有其人(神)。《清嘉录》援引《怡庵杂录》的说法,“刘猛将”乃南宋名将刘锜。清人朱坤《灵泉笔记》亦称:“南宋景定四年,封刘锜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敕书除蝗。”但《清嘉录》又引明人王鏊《姑苏志》云:“猛将名锐,乃锜之弟。”我查了《宋史·刘锜传》,这位抗金名将并无治蝗事迹,传中记述几乎全是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与民生相关事略只是建炎年间在江陵县治水一桩。不过,民间信仰中将抵御外辱的英雄转化为民生保护神的事例不在少数。如无锡旧俗,正月初五请“路头神”,其原型是明嘉靖年间率众守城抗倭的义士何五路,被供祀后就演化成了保佑发财的“武财神”。其实,大名鼎鼎的关帝爷同样亦是生前“保境”、死后“安民”的显例。至于刘锐其人,《宋史》无传,刘锜传中亦未提及他有这样一个弟弟,倒有两处说到其侄刘汜。

刘锜、刘锐之外,还有宋人刘宰也被认为是那位传说中的“猛将”。在我能找到的资料中,此说最早见于清初王士禛的《居易录》,其卷一称:“旧说江以南无蝗蝻,近时始有之。俗祀刘漫堂宰为蝗神,刘为金坛人,有专祠,往祀之,则蝗不为灾。俗呼‘莽将’,殊为不经。按,赵枢密蔡作《漫堂集序》,称其学术本伊洛,文艺过汉唐,不知何其矫诬如此。”比王士禛稍后的王应奎也有相类的记述,其《柳南随笔》卷二:“南宋刘宰漫塘,金坛人。俗传死而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江以南多专祠。春秋祷赛,则蝗不为灾,而丐户奉之尤谨,殊不可解。按,赵枢密蔡作《漫塘集序》,称其学术本伊洛,文艺过汉唐,身后何以不经如此,其为后人附会无疑也。”《柳南随笔》这段文字跟《居易录》差不多,很可能是辗转抄自后者。

《宋史·刘宰传》云:“刘宰,字平国,金坛人。……绍熙元年举进士,调江宁尉。”这是一个恪守尽责、关注民生的好官,传中有“刚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乡邦”的美誉,可是却没有关于驱蝗的记述。他辞官后隐居三十年,“置义仓,创义役,三为粥以与饿者,自冬徂夏,日食凡万余人。薪粟、衣纩、药饵、棺衾之须,靡谒不获。”刘宰在家乡金坛设粥局赈饥的善举,可谓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典例。这样一位乐善好施的人物,在民间信仰中成为专司一职的主神,似乎也约略反映出某种集体意识的心理踪迹。

按着“刘猛将”、“驱蝗神”的关键词,我在网上搜到署名代洪亮的一篇论文,题为《民间记忆的重塑: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其中用不小篇幅梳理了“刘猛将”在清代山东的传播和影响。我这才知道,这位驱蝗神并不仅是江浙一带的地方保护神——山东作为历史上蝗灾发生的主要地区之一,民众祭拜司蝗神祇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山东人的这种祭祀活动并未像嘉兴、苏州那样一直延续到当今,该文没有探讨是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被中断的。不过文章揭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山东各地的“猛将庙”并非奉祀同一个神主。如,乾隆《山东通志》说是刘宰,乾隆《济阳县志》说是刘锜,而嘉庆《莒州志》及文登、郯城、武城、无棣、沾化、邹县、博兴、荣城、胶州、高密、临朐等地县志则定为刘承忠。作者认为,“山东所祀刘猛将军以刘承忠者为最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与刘承忠载入清代祀典不无关系。”

刘承忠不见于《元史》,有些书上说他是吴川人,元末授江淮都指挥使。《清文献通考》卷一○五:“值蝗孽为灾,禾苗憔悴,民不聊生。吾目及惨伤,无以拯救,因情极自沉于河。后有司闻于朝,遂授猛将军之职。”这种感天动地的自戕,更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由于雍正二年敕谕山西、江南、山东、河南各地建立刘猛将军庙,清廷将刘承忠封为驱蝗正神,列入国家祀典,故在许多地方取代了刘锜和刘宰。之后“猛将军”又不断得到加封:咸丰五年加“保康”,同治元年加“普佑”,七年加“显应”,光绪四年加“灵惠”,五年加“襄济”,七年加“翊化”,十二年加“灵孚”。而猛将庙也逐渐遍及全国各地,我在网上看到山西原平县大林乡有一座虫王庙,奉祀的对象也是驱蝗禳灾的“刘猛将”。

新浪网上有一个叫做“东篱亭”的博客网页(http://blog.sina.com.cn/mygardenmyhome),上面有几位网友考辩“刘猛将”究竟是谁,讨论得很热烈,也很有趣。不过,有一个问题似乎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祭猛将”的民俗是否有一个原始发源地,其播迁线路究竟是由南而北,还是由北而南?

民间信仰与官方祀典的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民间的迎神赛事,历朝各代的官方态度并非一律。如,元朝法典《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杂令“祈赛等事”条:“大德五年二月,御史台准江南行台咨:监察御史呈禁约抬迎木偶诸神敛取钱物等事。宪台相度,祈赛神社已有禁例外,戏撶龙船,抬舁木偶,敛钱扰民事理,合行禁约。”可见元代官方对这种民俗活动采取了严厉的封杀。现在大多推断祭祀“刘猛将”的活动起于明代,实际上这里面有许多疑点,也许是历史的失忆已使人们无法溯本求源。我们所能揣测的是,当政令、律法改弦易辙,解禁之后的民众狂欢是否更变本加厉地演绎着反叛“礼法”的狂热?我想,一种大规模的自发性集结或许正意味着压抑后的伸张。

                                                                                                                                          二○○九年四月十日

 

                                                                                  本文现场调查得到陈培华、张彬先生许多帮助,特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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