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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五四”(《书城》2009年5月号)  

2009-05-06 16:47: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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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文

 

今年是“五四”九十周年,从年初起就接到不少作讲座的邀请。“五四”在我的专业范围内,似乎没有理由不讲。但退休后我已经远离专业,很少作这方面的研究。没有新研究,却偏要讲,这就是我今天到这里来演讲的尴尬处。为此我苦恼了好几天,直到昨天非要作准备的时候,才想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讲讲我的老观点在今天思想、文化状态下的新意义,就算是“老话新讲”,而且限定在我最熟悉的范围:讲鲁迅。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讲题:“漫说‘鲁迅五四’”。

先来释题:怎么叫“鲁迅五四”?我的这个命题是从汪晖在十年前写的《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提出的一个观点引申出来的。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个运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仅仅拥有“态度的同一性”,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与怀疑态度。胡适、周作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大家是团结在这一口号、旗帜下的。当然,也还有“启蒙”、“科学”、“民主”这样一些被今人认为是“五四精神”的共同价值理想。但如果再追问下去:以什么标准来“重新估定价值”,要坚持怎样的“科学观”、“民主观”、“启蒙观”?……彼此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就是说,在某些大体的,具有某种模糊性的共同价值观念之下,每一个在当时有影响的发动者、参与者,都以各自不同的理解、追求与实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打下个人的烙印,甚至形成某种传统。于是,在总体的“五四”之下,有陈独秀、李大钊的“五四”——那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五四”;有“胡适的‘五四’”——那是走向自由主义的“五四”;当然,也就有鲁迅的“五四”。还有蔡元培的“五四”——我最近在研究沈从文,就注意到,沈从文在六十年前,也就是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了好几篇文章谈“五四”传统,谈的就是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宗教”的传统,希望通过文学的复兴来重建信仰,再造中国。这些年围绕着“五四”传统(与之相关联的还有所谓“北大传统” )有许多争论,或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或强调自由主义的传统,其实都是“五四”传统在某一方面的发展,以李大钊、陈独秀的“五四”,或胡适的“五四”来代表、概括“五四”传统,而且把他们相互对立起来,这背后有一个“争正统,建法统”的意图和心态,但却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五四”传统狭窄化与简单化。以此来观照今天的有关“五四”的言说,就可以发现,其实,人们都是在谈各自心目中的“五四”,或者说,是从各自的价值立场、理想来谈“五四”的,有的人是在说李大钊、陈独秀的“五四”,有的则是在说胡适的“五四”,这是不能不作细致的分辨的。

 

因此,我今天来谈“五四”,就先要向诸位交代清楚:我谈的是“鲁迅五四”。我更要强调的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打下的个人印记,从而形成的鲁迅传统,这是“五四”大传统下的小传统。就是说,鲁迅传统在基本方向上和“五四”传统是一致的,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它和其他人的“五四”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和制约的;鲁迅的贡献是独立而重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尤其不能以“鲁迅五四”来代表整个“五四”传统。——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并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有一个说法,直到今天还很有影响,就是“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这恰恰是应该质疑的。

 

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他是“遵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和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遵命”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主将”之说。鲁迅自己是明确地说过,“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提倡”的(见《无声的中国》)。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主将”的话,那就是陈独秀:这大概是这些年学术界的一个共识。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以后,写了一篇《我对鲁迅的认识》,有这样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不是最主要的”,当然不是“主将”;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应该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准确的评价。

那么,鲁迅的独立和独特价值在哪里呢?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五四”启蒙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复杂态度。鲁迅在谈到“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明确地说,他的写作坚持的就是“五四”启蒙主义。但他在同学们高中时就读过的《〈呐喊〉自序》里,谈到当年“金心异”,也就是钱玄同劝他加入《新青年》时,他又对启蒙主义提出了两个质疑:一个是“铁屋子”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破毁”吗?再一个是你们把“熟睡的人们”唤醒了,能给他们指明出路吗?因此,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即一九二○年五月四日那一天,他在给自己的学生写的一封信里,对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学界纷扰”,出乎意料地给予了冷峻的低调评价:“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到后来大革命失败了,目睹年轻人的血,鲁迅更是痛苦地自责自己的启蒙写作,只是“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鲁迅甚至怀疑自己不过是充当了“吃人的宴席”上“醉虾的帮手”。但他最后的选择,还是从“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这样的启蒙主义立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都是非常特别而独到的。

 

他不仅对“五四”启蒙主义采取了这样的“既坚持又质疑”的复杂态度,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观念:“科学”与“民主”,也有复杂的分析。早在上一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指出,西方科学思潮和英、美、法国革命的民主观念,传入东方国家,必然引起思想与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于摆脱东方专制主义产生积极影响。但他同时又指出,如果以“科学为宗教”,就会产生新的弊病:“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而如果将“民主”推向极端,变成“众数”崇拜,就会变成“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导致历史的循环:“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可以看出,鲁迅在对“科学”、“民主”这类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观念也是既坚持又质疑的。

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鲜明,而多少有些犹豫不绝的复杂态度?这就需要了解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面对的是政治与思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要对其进行“价值重估”,就必须引入西方的科学、民主、启蒙观念;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西方社会里工业文明的许多弊端已经暴露,科学、民主、启蒙这些观念开始受到了质疑。用鲁迅的说法,封建专制主义是“本体自发之偏枯”,西方文明病是“以交通传来的新疫”,正是这“二患”使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陷入了双重疑惧和忧患之中。由此导致的是四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坚持首先全面引入西方文明,即所谓“全盘西化”,以期彻底解决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以后再来处理西方文明的弊病问题——这大概就是胡适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路;二是因为看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就转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以期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中国与世界——这大概就是“五四”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以后的新儒家的思路;三是引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期达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避免资本主义的双重目的——这大概就是李大钊、陈独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晚年陈独秀的思想有变化,应另作讨论)。应该说作出以上选择的知识分子,都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充满自信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选择,是能够解决困境,避免偏颇的救世良方,是通向真理的理想之路。而鲁迅却恰恰没有这样的自信,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是坚定的,但他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观念(例如科学、民主)的态度却是“既坚持又质疑,既吸收又批判”,他说自己要找的是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并不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和理想化,他更不试图去寻找一条毫无矛盾和缺陷,全面而完美的,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问题的理想之路,他正视矛盾,不回避选择的困惑,始终在矛盾的张力中,在充满怀疑与绝望中,坚持探索,追寻。但他的选择又不是折中主义的,他并不回避自己的“偏至”:尽管存有质疑,但他依然积极参与“五四”启蒙运动,坚持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他所说的始终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保持步调的一致,这也时代的要求使然:在鲁迅的时代,封建专制主义是主要的危险;西方文明病,就全局而言,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既和鲁迅的时代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又有巨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既面临着并未退出历史,并具有时代新特色的东方专制主义,同时,又要面对日趋严重的西方工业文明病,也即现代文明病。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经典概括:“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替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随感录·五十四》)——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现实:我们正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摩肩挨背的存在”,“缩在一时”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界所要面对的,也必然是把几个时代的问题“缩在一时”的充满悖论与混乱的状态。就今天我们讨论的“五四”传统问题而言,我们就有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的任务:面对“前现代”的专制主义,我们必须坚持“五四”科学、民主、启蒙传统;而面对“现代”文明病,我们又需要质疑科学、民主、启蒙;由于我们必须有坚守,又要对消解性的“后现代”的质疑进行再质疑。这样,“鲁迅五四”,鲁迅式的“既坚守又质疑”的复杂态度,特别是鲁迅式地在肯定的同时进行质疑,又在质疑的同时作出肯定,在质疑与肯定的不断往返中深化自己的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既反对专制主义,又批判现代文明病的“横站”立场,在今天就具有了特殊的启示意义。

有意思的是,正是鲁迅立场的双重性,在今天就遭到了两个方面的质疑和挑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实际上是面临着两种思潮的:一个是否定科学、民主、启蒙的思潮,一个是科学、物质、民主崇拜,将其绝对化的思潮,而这两个思潮都会导致对“鲁迅五四”的否定,我们今天要坚持、发扬“鲁迅五四”传统,也还是必须“横站”。

对科学、民主、启蒙的否定,来自三个方面。一些人在“批判普世价值”的旗号下,将科学、民主,以至自由、人道等理念通通送给“西方资产阶级”,而加以拒绝。一些人则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立场出发,指责“五四”启蒙主义输入西方科学、民主理念,批判儒学,导致中国传统的“断裂”,是“文化大革命”的源头,有人甚至因此给鲁迅戴上“汉奸”的帽子。还有一些人也用后现代的理论来批判启蒙主义。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辩明。首先是如何看待“五四” 启蒙主义对儒学(即所谓“孔家店” )的批判。我在很多场合都讨论过,不妨再重申我的两个观点:一是“五四”对儒学的重新评价,其批判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和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和诸子百家平起平坐,这才是真正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二是“传统的断裂”确实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却不是“五四”造成的。事实上直到我们的老师辈——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很高的传统文化的修养,真正的文化断裂是从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的。而这正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后推行的“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化”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其背后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体制问题。如果把责任推给“五四”那一代人,就不仅会客观上形成对体制弊端的掩饰,而且还会把其内含的“思想专制”的逻辑继承下来,这是必须警惕的。

其次是如何认识鲁迅的启蒙主义。确实,有一类“启蒙者”,自命为“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以“导师”以至“国师”自居,他们的所谓“启蒙”,是要向“芸芸众生”宣示“真理”,强制灌输:这样的“启蒙主义”是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而这正是鲁迅所警惕,所要批判和反对的。他一再声明:自己绝不是、也当不了“导师”,更不是“国师”,道理也很简单:我自己都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如何给别人指路?因此,鲁迅写文章,演讲,总是把他自己的困惑,没有想清楚的问题,同时告诉我们:他要和我们一起探讨、追寻真理。他绝不试图“收编”我们,他只是要逼我们独立思考。——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主义;我们今天也还需要这样的鲁迅式的启蒙主义。

也还有些人,因为鲁迅在坚持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而给鲁迅戴上一顶“反民主”的帽子,据说这也是鲁迅和专制主义“合谋”的“铁证”。我说过,这是一个可悲的隔膜,恰恰暴露了批判者的民主观的浅薄:实际上陷入了“民主崇拜”。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鲁迅对民主、科学、物质的批判性审视,是和他对现代文明(他当时称为“近世文明” )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他明确指出:绝不能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以路矿为文明”,“以众治为文明”,而同时必须“立人”,也即必须把“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在“立人”的基础上“立国”。——在今天这个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一时的时代,鲁迅的“立人”思想的意义,我想不用多说,同学们都是很清楚的。而他对“个体精神自由” 的呼唤,更是提醒我们:在关注多数人的“民主”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少数人的精神“自由”。此外,鲁迅在三十年代还特别提出了社会“平等”问题,强调要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这都是对“鲁迅五四”的重要发展,在今天的中国,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当然,还是我们今天的演讲一开始就说过的那句话:鲁迅的思想传统(还有鲁迅的文学传统,那是需要另作讨论的),仅是“五四”传统的一个方面;他所发表的许多意见,可以给我们巨大的启示,但并不具有“方向”的意义,也是可以讨论,包括质疑的。我个人最看重的,还是背后的精神,一是彻底的怀疑、批判精神(包括对自我的怀疑与批判),一是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我以为,这也就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我们今天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最应该继承的就是这样的“五四精神”。因此,我就把这八个字奉献给诸位,以此结束我的演讲,这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

                                                                        二○○九年三月十一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国家历史讲堂”的演讲

                                                                                                           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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